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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垃圾專題|案例】為何垃圾分類能成功

                 

                【垃圾專題 | 案例】為何垃圾分類能成功

                 

                與垃圾焚燒引發的爭議相比,這樣的新聞似乎不會引起輿論太多的關注。最近《人民日報》報道稱:14年,北京只多了幾個垃圾桶。

                 

                人民日報說的14年,是指中國內地于2000年確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等8個城市為全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的城市。廣州當年東山街的垃圾分類試點,已經由官方宣告失??;而北京的垃圾分類,14年多了幾個垃圾桶,南柯一夢。

                 

                巧合的是,14年前,臺北也全面啟動垃圾分類。如今“臺北經驗”為世人所稱道——在廣東省東莞市,人們也許會對臺商們出門要帶垃圾袋感到由衷的驚訝,更難以想象,不少臺北人的家里的冰箱,大都時候是用來存放垃圾的。因為一旦錯過垃圾收集時間,他們就得把垃圾放冰箱里等待下一次收集時間的到來。

                 

                不少人喜歡用“素質”來解釋這種區別的原因,官方也屢屢抱怨,垃圾分類之所以難落實,關鍵原因在于市民不配合。

                 

                既然要提高市民的素質,所謂宣傳教育之外,更重要自然是要加大對不分類、隨意丟棄垃圾行為的懲罰。這樣的思路,與臺北當年走過的路似乎契合。在2000年7月1日臺北開始正式實施垃圾隨袋征收的首日,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為防止民眾摸黑偷倒垃圾,夜宿陽明山要“活逮”半夜上山偷倒垃圾的僥幸民眾;而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的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實施隨袋征收政策之后,市民大多會用消極的行為減少已經產出的垃圾,例如擠壓垃圾、用普通垃圾袋套專用垃圾袋,而普通垃圾袋的高度遠高于專用垃圾袋即利用普通垃圾袋增加專用垃圾袋的容積、或者為節省專用垃圾封口的空間,使用膠帶把封口黏住等。

                 

                加大懲處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是,這里面有一個誤區需要厘清,如果真誠去考量“臺北經驗”的成功之路,就會發現,加大懲處在推進臺北垃圾分類工作中,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作為一種必要的威懾力,這當然不可或缺。如同馬英九夜宿陽明山活逮偷放垃圾的民眾一樣,都不過只是政府姿態的顯示,讓民眾不敢有僥幸心理。但是需要明確,市民對垃圾分類工作的配合,更多是來源于對政府誠意的感知,而未必是對懲處的忌憚。
                 

                臺北市在決定2000年7月1日實施隨袋征收垃圾費制度時,提前兩個月就開始宣傳,還對臺北市8萬多員工進行抽考以及各項垃圾分類的講習訓練。臺北市政府大樓并率先從7月1日開始全面停止供應紙杯和竹筷,民眾到市府辦事、市府開會自備飲用水杯,而市政府的八萬多員工用餐也沒有免洗的筷子可用。

                相形之下,對內地官僚體系而言,在正人先正己率先垂范方面,需要提升的空間還很大。但是,討論這個問題就需要厘清這么一個前提,官方推進垃圾分類工作的驅動力從何而來?如果推進垃圾分類不能為他們帶來任何“好處”,我們從哪里去找到他們如同臺北市政府一樣正人先正己率先垂范的動力?廣州2000年啟動垃圾分類試點,失敗之后陷入寂靜。由于番禺垃圾焚燒選址爭議,垃圾分類話題重啟,經由陳建華以“垃圾市長”自嘲顯示決心,得以成為焦點,但真實情況卻是,時至此刻,作為主管部門的廣州城管委官員還在向媒體吐槽,推進垃圾分類的行政內部機制不順、財政投入嚴重不足、環保體系運營不暢、法規不全,行政推動力不足以及宣傳軟化等6大難題——市長的決心化作一個優美的姿態,執行者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或陽奉陰違,市長再多的雄心壯志,也只剩下腔調而已。

                 

                臺北的“垃圾不落地”政策創造的另一個“臺灣奇跡”最終成為馬英九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贏得選票的一個重要籌碼。這樣的描述并非是想指向政制的優劣,而是想提醒該如何去構建官方動力的邏輯基礎。陳建華也許有名垂廣州青史之心,但是,行政內部運作的紊亂,也足以讓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況,我們還無從確定,市長真有此心。

                 

                現實的殘酷還在于,分類繁瑣且漫長,焚燒則有立竿見影之效。且這里面還有利益的驅動。資料顯示,廣州市政府給垃圾焚燒發電的補貼是每燒1噸補貼140元,上海則每噸補貼120元。垃圾焚燒發電廠因此成為一塊肥肉,垃圾終端處理從特許經營變成了特權經營。

                 

                當然,行政內部機制不順、投入不足等問題,或許可以通過行政動員得以解決或至少緩解。但是,對于市民可能產生的消極行為,該如何應付?加大懲處當然有效,但是問題是,高昂的監管成本將由誰承擔?如何保證其可持續性?

                 

                包括在臺灣,大多數垃圾分類成功的城市和地區的做法是,讓居民互相監督,自我約束,比如在小區內專門辟出一個地方,每個房間都有對應的垃圾投放箱,這樣所有居民的垃圾處理,都公開在小區居民的眼皮底下。

                 

                臺北有慈濟會,有環保義工,有完善的社區自治,中國內地有什么?所以說,垃圾分類,不是增加幾只垃圾桶讓居民定時定點去投放,它要改變的不僅僅是市民的生活方式,更是中國內地社會的組織方式。我們連成立一個業委會都困難重重。在一個沒有公共生活、幾乎都是陌生人的社區里面,我們如何敢奢望居民在錯過了垃圾收集時間后先暫時把垃圾存放于冰箱里,而不是偷偷把它丟棄在小區的某個角落或者馬路邊呢?是的,北京也許有大媽,是否讓她們在承擔盯梢、舉報陌生人之余,負責監督居民的垃圾排放行為?而廣州,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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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時間:2020-06-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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